Saturday, June 22

不指望有人会真的相信地震可预测之类的调调儿,还是那句话——你唤不醒那些装睡的人们,他们总是沉浸在外界编织的虚幻安全梦境中,即使他们在梦境中死去,也是一种幸福。转载这篇文章,其实是文献留存,有朝一日我回忆今日,还存有这样一篇文章——假如它不会被某只手删除的话


八万人的死换不来几句真话吗?(上) / 翟明磊

翟明磊访谈并纪录

汪成民是中国地震史的关键人物,唐山大地震时他是国家地震局负责中国东部震情的京津组组长。坚持华北有大震的主帅人物。唐山惨痛教训,他亲历之,周恩来、李四光的决策过程,他亲历之。在国家地震局曾主持综合预报组工作。现任地震局长陈建民是他的学生。汶川地震后,受中央委托,主持余震预报,三发三中。他是国家八六三“地震预测智能决策”课题的领头人。他上书中央要求追查国家地震局在汶川中的责任。并成功查证收集了被压制的汶川预测意见二十多条,写下《对汶川大震的预测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文。
  
八万人的死换不来几句真话
  
问:汶川地震发生了,我们如何来反思预测的问题呢。我注意到现在外界对汶川地震预测的说法分歧很大,你通过四个月调查取得了许多重要资料,要得到地震局系统领导与专家的认可,我觉得首先要创造一个讲真话的环境,我们才可能正确反思汶川地震。汪先生,在震后,你访谈了众多的预测工作者拿到了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汶川地震预测中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你如何看汶川反思?

汪成民:唐山地震后,中国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说:“我要准备坐牢,这件事是给人民欠下的血债”。刘英勇是一个正值的老共产党员,唐山地震后,他深感内疚后悔,多次说我有犯罪感,上对不起中央,下对不起群众,在地震前没有对唐山地震的正确预测意见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现在情况不如唐山。这批新的官僚没有一点内疚、后悔与犯罪感,一门心思完全考虑的是怎么应付上面和下面。所以我说一点尖锐的话,八万人的死,人命都换不来几句真话。情况非常非常严重。假若有人想说几句实话,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限制。我们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按领导要求对地震预测有重要的发言权,现在我本人想在会上发言,发表文章,当面和他们沟通。尽管这第一把手(陈建民)是我的学生,都予以拒绝。沟通不了,没法沟通,完全回避。

最近,打着要广泛听取民意旗帜的中国地震学会要开会,我写了一篇文章过去。接文章的人说,老汪,你的文章非常好。我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在大会讨论,编成会议论文集,他们说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消息。我就打电话问,办事人员说:“汪老师,我是负责领导批了哪个人、我通知哪个人,我查了查,批的文件人名中没有你。”采取明目张胆的封锁冻结正确的意见。我写的《汶川地震预测中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我已修改缓和许多,但他们不敢登。也不让我去做报告。

唐山地震后,我收到过一封地震局某专家的信。大意是“我们曾有过对立的争论,地震后,我醒悟了,觉得我错了。”现在这种正直的、有良心的人很少了。这次汶川争论非常之大,从头到尾,从汶川地震前三四年到发生前三二天,一直有不同的尖锐的意见在争论,这样的意见全部被压下去了。压下去不可怕,可怕的是到现在不承认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公开承认曾经有过这样的争论,不可能吧,大家都认为没有地震。没有一个人良心发现,写一封信说这件事是我错了。包括汶川地震前专门写文章的四川地震局前局长韩渭宾,他专门写文章,说谁认为最近有大地震,这个观点是错误的。07年12月作为标题性的文章封顶文章。从地震局局长到四川局局长,从头到尾,地震发生到现在一年了,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好象这件事情上我有点什么错。这和唐山地震很不一样。唐山地震后毕竟有一批人说我们错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形势更加不好,不讲党性、不讲民心,就是全力以赴维护自己乌纱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谈论真理要恰如其分

问:我觉得勇敢说出真话,并不难,但如何恰如其分地说出真理是困难的。你怎样看待汶川地震前的一些正确的一些意见?

汪成民:这个问题提的很重要,你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敢于坚持真理已经很难,谈真理要谈到恰到好处难上加难。真理这个事跨过一步就变成荒谬了。我公布的这次汶川地震前的十几次正确预测意见都是真实可靠的,历史对他们的贡献必将会有正确的评价。但地震预测是个世界难题,报对一次不意味着次次都能报对,成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是探索中的失败。要肯定汶川地震前有成功预测的铁的事实,但夸大某种预测方法的效果,将会起一个反作用,要恰到好处。比如,群测群防,唐山地震前,有没有异常?有异常。若把它吹高到不应有的高度,反而让别人说你是胡说。包括张庆洲的文章。某些部分是过分的。似乎专业队伍不需要了,只要有二中、八中、马家沟几个人,就能将唐山地震就报出来了。这与事实不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讲的仅是预报成功的一面。但也有大量的错报,有的同志,一旦报成功了,就把自己提到到一个高度。地震局的人马上反过来抓住他报出来的毛病。但这话柄是你自己交给他的。

问:如何看待地震局与地震预测者严重割裂的事实,中国人真得合作不起来吗?

汪成民:对汶川地震现在了解到,事先有很多预报是非常好的,地震局不承认是不对的。由于他们带着地震是不可能预测的框框,采取一概不承认的态度。另外,对这次地震预测成功者,我认为不要头脑太热,这次汶川地震你确实报准了,可是你报错的也很多,我们要冷静地坐下总结经验,压低报错的比例,提高正确的比例,

地震局说地震不能预报,老耿拿出他的例子说能预报,唐山、汶川,我赞成他确实做了预报。但是如果老耿想用这预报说这是万能的,这个药方可以治很多病,把这夸大到不应有高度,我就会反对的。

问:我发现地震预测者需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综合分析,合作起来才有希望。

汪成民:周恩来总理曾提过:“山头把我们害苦了,必须群策群力,多兵种联合作战,综合分析。”就点明了地震预测的出路。我从来不用“准确预测”这个词,一般都用“正确预测”。都用“正确”或“错误”,不用“准确、精确”。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科学上的精确。老耿的本事呢是在地震前锁定一个地区。叫了二次,三次,四次,来了。人家说你报的地区太大,时间太长,他做了很多努力,五项指标,共轭,想让预报更明确化,但这样例子还太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不存在能治百病的药方,我取你一点好东西,你取我一点好东西,很多东西交叉,综合分析是唯一的途径。

地震专家们混淆了两种“地震预报”的概念

问:我仔细了解了地震局系统的专家与领导对地震预测有不同的说法,我认为:除了学术观点、个人经历有差别外,是否他们对地震预测的概念也不一致?

汪成民:你提的问题一针见血,地震局一批专家与领导采取一种混淆的方法,他把地震预报的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一个概念上呢,叫“科学上的精确预报”,是科学家坐家里头在计算机面前拼命计算,没有什么“老百姓生命财产,国家任务”,这些观念比较淡薄。就象计算机结果,算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这种预测要求精度高,科学上说得很清楚。科学家说,“地震不能预报,国家让我们报就是把不可能的事让我们做,肯定是要失误的。因此汶川地震、唐山地震没报出来,这是可以理解。地震没过关,要长期研究和机理,等到过关以后做得更好,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反而适得其反。”问这些专家,“什么时候能报?”他们说,“几代人,十几代,几十代。”这是用美国专家的传统说法。那就是说,现在不是预报的时候,是研究积累资料的时候。这句话说白了,共产主义的事放在社会主义做了,这是不现实的。我就问,“什么时候能报地震呢?”他们说把所有机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报地震。我说:“这样,我们治病,哪一个病机理是弄清楚的呢?感冒,机理清楚不清楚?如果清楚,怎么有非典,鸡流感,猪流感?这说明有变种,感冒机理永远没搞清楚,不断变化的,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猪流感就不治了?绝对不是啊。”

所以面临第二种概念,不是科学的精确预报,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实效预报”。在目前地震预测研究没有过关前我们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测,我们要取得效果,不是什么机理不机理,机理肯定要研究。运用目前认识去做,有多少经验做多少事情,这种预测就是周恩来说的,你们事先要打个招呼。就是这个事情。周总理说“科学上的预测我不苛求你们,可是你们能不能利用各种现象,你们的经验,老百姓的反应,各方面情况积累在一起,蛛丝马迹,事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为政府排忧解难”,他就把这样的任务下达给李四光。所以周恩来总理非常聪明,也非常务实。

现在陈建民局长说十几代,几十代。从科学预测上才有可能,但几十代之前怎么办?汶川地震再发生怎么办?坐以待毙?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只有利用现在的知识来做,就是周总理说的打招呼。地震局呢,他是以第二种办法:“向老百姓打招呼”去向国家要钱,可是一旦出事就用精确预报做不到来推辞。这两手反复应用。这手法我很清楚,地震局我呆了这么些年,有时,口袋里放一些有地震的资料,另一个口袋放一些没有地震的资料。资料很多,看领导脸色。领导说最近势态紧张,国内外情况很多,你们要做好工作。不要给我们添乱。我们就拿出最近地震安定的材料让领导安心。假如领导说现在地震是当务之急,你们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就拿出随时都有地震的资料给你。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领导特别是后期的领导,受文化大革命熏陶,领导都变成政治家,都是琢磨预测准了的地震我是有功的,预测错了的地震我又无罪,怎么样我乌纱帽能保住,整天琢磨这些事情,于是采取很多措施。这东西非常害人。我们在地震发生以后给中央写了封信。明确认为这次地震,地震局是有责任的,写得非常尖锐,认为做好工作,事先是可以打招呼的。因此应当问责。

问: 你能讲一讲“地震能不能预测争论”的来龙去脉吗?

汪成民:地震预测一直有争论,我亲自看到老一代的院士、学部委员对地震预测的不同意见。为什么周总理说“李老独排众议”,独排这个词用得很确切,因为当时少数人反对多数人,舌战群儒啊。说明李四光的意见,是少数,确实是这样。李老与众不同,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他有他一套思想。于是总理请他出马负责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总理说:“我把李老请出来挂帅,因为他对地震预报有信心,假如指挥员都没有信心的话,如何能带领大家攻克这样的科学难关”。这种行政措施就把地震预报不可预测论给压下去了。精神因素非常重要。

始终在我们地震队伍中有人认为地震不可预测,于是总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不是精确预测,是有效果的用你们的经验给老百姓发布,打一个招呼。”总理亲自给我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应该多下去,象蜜蜂一样到震区的老百姓那边,把他们经验象蜜蜂采蜜一样采回来来酿成科学之蜜。”这话说得多精彩,找出路到群众中找,总理不是泛泛的政治性口号。这是非常好的思想。现在我们的路子越走越窄。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始终存在,但关键是领导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扶植什么,要有鲜明的态度,这些年正好这方面非常弱。不是这些技术人员的问题,是思想乱了,从上到下,没有树立一个一定要把地震预报搞出来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没有切切实实来琢磨一种预报本身如何解决老百姓的困难作为指南,反而把一些外国的模型,生搬硬套与国外接轨。

有一次,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参观八六三展览会,他在我们“地震预测智能决策”课题组展板前,停下来问我们地震局一年花多少钱?他说花了干什么去了?我说台网改造与西方国家接轨。他问美国日本搞得怎么样?我说他们认为地震报不出来。徐部长说,那你跟他们接什么轨呢?接轨是为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们的水平比我们差,你跟他接什么轨?我说徐部长,你跟我说没有用,你跟我们局长说。基本问题,这些领导没考虑。整天就搞高精尖仪器,我们有多少专家从美国回来。整天就搞这个东西,他们祖师爷都说不能预报,你学这个东西干嘛。

而且中国自己有很多地震预测实践经验的专家,地震局你不用,排斥,而且排斥得非常厉害。过去地震系统预测的方法有8大领域,现在这8大领域的带头人,我们称为8大司令,大都在我这儿(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如地磁、地电、形变、水位、水化、应力、測震等手段,都是几十年在地震预测实践中打拼的专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地震后官方与民间的预测比赛


问:听说你把这些老同志组织起来,在汶川地震后成功的预测了几次强余震?

汪成民:情况是这样的,地震发生后我们立即给中央反映了许多情况,认为地震时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这次汶川地震也有十几次正确的预测意见,只要工作到位,在震前打个招呼是可能的。中央领导同志转达他们的指示,既然你们说地震时可以预测的,那么能否对汶川强余震做些预测,帮助国家排忧解难。于是我把两委,一个是地震咨询委员会,一个是天灾预测委员会,许多委员组织起来,根据手头有限资料开展对汶川地震强余震的预测,从5月15日到8月15,我们总共报了三次强余震,三次全部正确。没有错一次。它们是5月18号将有6.0,5月25号青川6.4,7月29日北川6.1,三次强余震,也是这段时间最大的三次。

第一次预测,我们从18号预测到20号。我们同时报地震局,同时由内参转到中央。有一份图,在17号报,7级地震,在青川这一带。18号早上,发生6级,震级偏高。发生地震。我就通知后面取消。24号我们又报7级,24号到28号。25号青川6.4级。第三次比较好,预报青川北川6.5级,结果发生6.1级。我们把这个意见,在香山科学讨论会,是科技部召开的论坛会汇报了。谈的过程中,有人说我太乐观,说地震是不能预报。我就把过程一说,大家都很信服。北大一个科学家说,时间,地点报得好,余震地点是比较容易。他说7级与6级相差三十多倍。我说,你知不知道总理指示?知不知道海城地震怎么报出来的?海城地震,我们报5到6级地震,结果发生7.3,能量是三百多倍差别。尽管这样,事先打了招呼,至少救了十万个人。老百姓与中央领导并没有苛求我们一定要报多准,而是要我们向老百姓打招呼,告诉大家最近不太安稳,可能有情况。我们老实说看不准哪天,哪个地点,只知道这一片。这样的预报,中央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没有人叫你们搞科学计算小数点后面多少位的预报。这个概念上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问:这次汶川地震,地震局事前没报出来,强余震预测也是失败的,以致于成都人流传,“可怕的是,没报地震,地震来了,比这个更可怕的是,报了地震,地震不来。”的口头禅。

汪成民: 地震局对强余震预测报得非常不好,并嫁祸于我们。幸亏我们是两头上报了,一份预测意见向地震局报送,另一份预测意见通过内参记者向中央呈报。例如;我们5月17日送去的预测报告,认为从5月18日起到21日有强余震。给中央的预测意见当天就送到中央领导手中,而我给车时副司长得预测意见,车时第二天才向领导汇报,然后,地震局领导开会,再找专家碰头,最后作出了一个19日到21日有强余震的预测意见。轰动了重庆市、甘肃省、青海省、山西省,陕西省出现跳楼,混乱,压力太大。在他们讨论过程中我们报的地震,在18号凌晨就发生了。我们立即宣布预报解除,准备报第二个地震,又报准了,结果地震局第一个地震错过,第二个地震也没等上。两头落空打了个时间差,他不想承认自己报错,说受了其他人预报的误导,想把我们也放在其中之一,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们的误解。

三次预报都是老同志现成的方法。钱复业,这三次预报主要是钱复业的方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张闵厚,耿庆国,郭增建等的方法,我是善于搞综合分析,把所有资料汇总在一起。

问:你是如何组织两委委员们成功的预测了三次强余震?

汪成民:地震预报关键是综合,任何时间你都会收到一大堆资料与不同的预测意见,相互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需要一个人或一批人智能决策,从中综合成与事实接近的预测意见。综合的方法是根据他们的预测历史,那种方法可信度大一点,那种方法在某个地区、某个时间可信度大,有些方法对华北用得好,对四川用得不好,有些方法春季好,有些方法对地球自转变慢时这套方法好,变快时不好。情况是很复杂的。在同一种手段,同一种方法,同一种仪器不同人操作不一样。这个人报得很好,这个月休息,另找一个人,同样的方法仪器,预报成功率下来了。二十人就二十台戏,互相讨论,有时互相排斥,需要有人对预报的方法、手段、使用的仪器和他的预报长处短处揉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搞强强组合,才能搞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一直做这些方面的工作。

唐山地震也好,汶川地震也好,三次余震也好,我是汇总资料办法,首先要对这些同志过去历史清醒的认识,这是我长期积累几十年的经验,不是对某些人有看法,看法与学术上是两回事。有的人连报三次,他的方法对季节、时间合上拍子。最近,这个人以前报得好,现在老报不好,我就建议把他的分打得低一点。微妙的一些东西,地震局缺少这样的人,因此把这些东西,每一个方法,每一个人,不听他说得天花乱坠,有时他非常没信心,有时非常有信心,我不管它,这样才让我拿出的意见才是客观的说法。地震是可以预测的,当然报余震,难度要比报主震低一点,方法是差不多。

钱复业的方法非常之好。我是完全从科学上评介她。她一共建了四个台,但地震局不管,一切事情都靠老两口去办,尽管她尽了最大努力,不断修不断补,但在汶川大震前仅剩下了一个台,而且仪器带病工作,中央领导对此发明非常重视,有两个副总理批示,张德江批得非常详细,上头批得很多,但地震局长期不予落实。

根据我的统计,我国50年来有正确预测共达三四百次。

问:中国地震预测水平,究竟在国际地震界是一个什么水平?

汪成民:海城不用说了。预报成功的数字,我们纪录的往往是一批人归总、正式报的结果,实际上更多的意见是被压制住的,包括我当政时也不是没有压制过正确意见。比如报的意见和大家意见不太一致,我就没有采用他。事后证明他是对的。把这些正确意见(也是正式意见)没有被领导采用的算进,那么有三四百次。我当时任地震局综合预报组组长,京津组负责人,分管中国东部预报,整天意见汇总采纳,我综合分析,干了几年,在国家八六三课题干了十年。

比如翁文波预报,是一种中国思维。翁文波1982年至1992年,预测252次,正确的211次,成功率83.7%。六十八号预报,他到美国做报告,格林先生、美国地震界权威问他能不能给美国做一次预报。翁文波1992年1月7日,预测92年6月19日,旧金山大区将有6.3级地震。美国等了几十年这个地震。结果92年6月28日,在洛杉矶 发生7.3级地震。最大的一次地震,被翁老报准了。他是中国一个老头子,什么资料都没有。太厉害,怎么算的?学不会的。引起美国很大轰动。格林表示非常惊讶,写了书面的资料,证明准确预报,希望派人来学习翁老的经验。这是一个例子。

再一个例子,1995年,老耿我们两个人,联合国开发署做报告。有人希望报一次。前几天研究了。老耿做为学术交流,宣布5月25号前后五天,在亚洲东部可能有一次7.5级地震,希望大家注意验证。老耿在会上宣布,都是大家综合意见,还是用磁暴的方法。磁暴组合创始人叫张铁铮。结果5月27日21点萨哈林发生7.6级地震,人员严重伤亡。这以后UNDP的负责人博士给宋健写信,“联合国非常欣赏贵国有一批世界顶级的地震科学家,他们能对中国以及边界地区的大地震时间地点能作出相当准确的预报,希望在这方面能够传授一下中国的经验。”


问:中国的地震预测前途何在?

汪成民:唐山地震、汶川地震都是差一点,某些环节差一点,地震擦肩而过。我就把现在可靠的办法集中在一起,找了钱老,钱学森。讲了一遍,讲唐山地震是可以报出来的,现在地震局的做法不行是死胡同,钱老说你申请一个八六三课题,退休前十年我就负责国家八六三课题,把好的方法集中在一起,有意和地震局做了对比,十年时间报的比地震局好得多,我连做三期。我一共报了几次对了几次,这个成功率,都是填预报卡的,实实在在的。

以下就是比较。首先看官方公布的中国地震局预报准确率:

成功率25%左右,报四次准一次。

短临10%,不会超过15%。

7级地震短临预报只有5%。

地震越大,预报成功率越低。是真正老百姓要命的事。

这是我们863课题地震预报的准确率统计:

较大地震,标准是五级。

1996年到1998年,发生较大地震,13次,成功4次,成功率30%。

1998年到2001年, 11次,成功6次,成功率54%。

2001年到2003年, 12次,成功8次,成功率66%。

科技部863课题吧我们的成果评为A+类课题。在国家八六三课题成立15周年汇报展示会上,我的课题特别指定作为汇报内容。其实课题经费每年仅十几万,后来一年几十万,比地震局投资少得多。

这是一次对我国地震预测能力的十年检验结果,证明,按此路子走中国地震预报成功率有很大的提高可能。

汶川地震后,我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向中央反映了汶川地震漏报的真情;

二根据领导指示我们开展了对强余震预测;

三按照领导要求提出了如何迅速提高预测能力的实施方案;
问:请你具体谈一下,汶川地震前三个回合的争论。
汪:汶川地震前后有四个大争论。总的来说正确与错误意见有四个回合。
2002年到2007年,四川省地震局李有才写信这一次,地震局派人,称:“根据不足,不能予以同意。”威胁他如果再纠缠不清的话,要负法律责任。李有才顶起来:你要负法律责任。争起来,有这个事。地震局与四川地震局两批专家都来过。
2006年到2008天灾预测委员会与地震咨询委员会耿庆国、黄相宁在会刊第一期、第二期都有预测材料。咨询委员会主任郭增建也证明有情况。2008年李有才说是围空,要求启动应急预案。
四川地震局龙德雄专门强调,2008年11月前龙门山地震带就有地震,唯一标出龙门山地震带的就是他。
可惜的是 四川地震局年会商月会商,周会商,调子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第三回合,就是群测点,包括潘正权等。值得一提的是沈明军。他认为08年3月有一个信号震,跟都江堰市地震局汇报,4月份又一次强调有大地震。非常漂亮的预报,有体系、有仪器。疲劳破坏极限理论。我得说我收集是不全的,胆子小的不敢说话。
第四个回合,余震报地震,我已有介绍。

假如我掌握这些资料,这个地震是可以上报的,不能说谁起的作用最大,我不得不说耿庆国是起了作用的。李有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沈明军是我见过的群测点中水平在前三位的,方法很灵,这次余震,他报对了二次。

我有一篇文章,《汶川地震是唐山地震的翻版》。汶川地震做得更差。领导水平加上整个思想乱了,不是技术问题,技术层面没什么问题。领导水平太差,极差。受国外地震不可预测的影响非常糟。

汶川地震是唐山地震的翻版

问:为什么说汶川地震是唐山地震的翻版呢?你是唐山地震过来人,请说一下。
汪成民:如唐山地震前在地震趋势分析上存在“东西之争”,汶川地震前存在“有无之争”,两次地震同样过分依赖测震学传统统计指标,而忽视前兆与宏观现象。许多导致唐山地震预测失误的技术与方法又在汶川地震前重演,许多曾正确预测过唐山地震的技术与方法这次同样正确预测了汶川地震,但这种预测意见未得到重视。

问:开个玩笑,你们建立了中国地震预报第二个司令部,差别相当于政府与革命军。
为什么和唐山相比,中国地震局的预测能力如此退步,可以说全盘皆输,相反体制外预测工作者的预测能力比唐山时提高许多。这种鲜明的对比是如何形成?
汪成民:是啊,作为国家八六三课题组。现在的思路和地震局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也想另走一个路子,把地震预报搞出来。现在如果夭折在这一代上是可惜了。无能之辈太无能。台网是27个亿,远远不止这些。27个亿,没报准过一次,震中都报不准。确实越来越差,你问问陈顒,郭增建,这些胆子比较小的人,他们也说越来越差,可是到了领导面前,他们不敢说。越头衔大越差。
他们用这套方法不能报地震,走到国外死胡同中。他越搞越细,大的东西看不见。这种争论是一个领导水平与指导思想的问题。换一个领导,宋瑞祥,外来的,业务上不懂。地震局的大部分人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我认为这个领导是不错的。至少做了三件正确的事。
第一,咨询委员会成立。怎么成立的?一批老同志发牢骚,我们组织了一个会请宋瑞祥去听,会议强烈到什么程度呢,指着宋瑞祥鼻子骂,我想这样一个领导肯定对老同志恨之入骨。结果宋听了老同志,他觉得有可取的地方,骂得最凶的人,比如我发言很厉害,他说“小汪你来负责。咨询委员会相当于参政室。”第二,钱复业RHT波,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被打压下去,最后找宋瑞祥,他听了,说不就是二三百万吗,批。当天批的。第三,他为张庆洲《唐山地震警世录》作序,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当年谁都不容易

问: 作为当年和周总理、李四光多次打交道的地震官员,也请你谈谈当时地震决策的内幕。你是当年地下水专家,请谈谈你的后效点理论。
周总理说过:“山头主义把我们害苦了。”
邢台地震后,周恩来问李四光下一个地震会在什么样的地方。李四光说你给我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李四光明言,邢台地震后,要注意沧东断裂,河间地陷要注意。
我去调查,到了兴济,我们那天正好在吃饭,就问老乡,你们这边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老乡说我们这儿兴济井喷很厉害,他说66年的春天开始喷,一直到现在还在喷,67年年初还在喷。我就想到李老说的,一个地震的影响场假如有特殊的异常,经常象穴位串动的异常。我们对兴济做了专门的调查。说正好在邢台地震发生时有井喷。报告交上去不久,67年3月河间就发生地震,河间离兴纪几十公里路。我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一个地震发生后,他的影响场发生的异常后效点,经常可能是第二次地震的震中区。这样的一种思想那时候建立,经常和李四光谈,李四光说,我这方面不是专家,你去找找王仁教授。王仁,力学教授,王仁说:小汪,这很容易解释。
后来69年发生渤海地震。渤海地震最近的地区是山东惠民地区,山东烟台地区,69年7月18号总理问倒底是什么区域影响重?因为它发生在海里,没有法做观察。总理说会议拖到明天开,你们今天开直升飞机沿着海岸查。我们上飞机调查,到7月19号,资料一凑,发现距离较近的惠民和烟台地区,反而不是特别重。奇怪的是离得比较远的河北丰南地区和辽宁的熊岳地区,远多了,破坏很重。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敢用刚才的思想。69年后头一个大地震是海城地震。海城地震就是熊岳附近。马上我思想上意识到我们有两个危险点。一个发生地震,另一个怎么办,丰南就是唐山,唐山丰南地区。
王仁教授解释是这样的:小汪,这叫应力转移。简单举例。四个人抬一个轿子,轿子就是地球压力,四个支柱,走着走着有一个人体力不好压趴下来了,就是发生地震了。一下子摔倒的同时,把重量转到其它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当中体力最弱的第二个趴下,接下来第三个,第四个。几个地震串发的话,能够根据第一个人趴下以后应力转移,发现第二个地震,根据第二个能发现第三个。
根据这个思想,我在地震前就已经说。在全国会商会,海城地震影响场中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反应最快。滦县有个安各庄,有个水氡指标,变化这么快,比海城还大。1975年向中央汇报的原稿就讲这套思想,这里画了个三角型,就是讲海城地震往哪迁移,最大可能是沿着京津唐往渤海迁移。当时汇报有李先念,北京市长。都讲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耿庆国的意见我支持。因为我有这样的思想。唐山地震我就不说了。

问:当年六十九号文件是如何出台的?
汪成民:周恩来问李四老,你看河间地震了,离北京越来越近了,你看怎么说。李四光说,要注意的话要注意渤海湾地区,说了一下。总理才发了指示,密切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在这个指示以后搞了一个文,国务院今明两年要注意渤海地区北部,京津唐地区发生的五到六级地震可能性,以国家机关搞的一个预报文件,历史上没有过的,六十九号文。这样的情况下才出现了海城地震的预报。海城预报不是孤立的。这和周恩来、李四光的操作有关,这是关键。地震局胡克实、董铁城,上面有个联络员刘希尧都起了很大作用。耿的旱震理论不过是其中一个意见而已,过来人都明白。他过分强调,所以导致很多人反对。他说六十九号是因为旱震才弄起来的,旱震只是其中一种意见之一啊。中央决策不会受这么个思想影响。当然政治上他起了一些作用。六十九号文提到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旱震认为是有情况的,还有地电台形变台认为是有情况,在历史上起过作用。
我能理解,他受压受得太厉害,应当受到公正的评介。甚至不让他做预报让他做报社。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些逆反。拼命强调我是厉害,这样的心态下产生了一些事情。六十九号由旱震理论引起是不对的。很多事情撇开历史谈得过分,反而适得其反。

问:如何评介梅世蓉的作用与功过?
汪成民:不说唐山前后的事,梅世蓉还是一个不错的专家,比现在所谓的专家要强得多,现在这些人根本不是专家。但是唐山地震给她的压力太大。她是顶头的。其实真正压力大的是我,我事先已经预料到了,但我没预料唐山有这么大地震。我预料所有的人把事情推得光光的,让我一个盯着,我肯定,一旦有事情就要倒霉。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这个脑筋都有。文化大革命期间,说监狱,说枪毙都有可能的。于是我采取很多自我保护的方法。我到处做演讲说是华北要有地震,用我个人的名义,通过个人关系联系几个委、军区,让所有领导都听一遍,都有纪录。给领导贴大字报,把北京组紧急预报意见贴在局长大门上。不是我对唐山地震有把握,而是认为一旦有事情,不要让我负这个责任。我是京津组的组长,其他人推开了,有一位去了龙陵,马宗晋去干校了,梅世蓉去成都了,刘英勇整天看病,胡克实靠边站了。造反派都是滑头,滑得不得了。有功劳都是他们的,出了事是我们的。我至少要自我保护,没有就没有,有,至少不会说我没有向你汇报。我就想办法让大家知道我着急,我不放心,一旦有问题,我不负主要责任,就采取这些办法。唐山地震,我摆脱得比较好。有人把事推到钱复业身上,钱是我的副手。
问:马家沟真相是如何的?谁在说谎?
汪成民:钱去了马家沟,弄得她很狼狈,她做了件傻事,写了封信说对不起啊,马家沟的人把信公开,说是钱复业承认错误。其实我不认为她钱复业在那否定人家的异常。马家沟的负责人为什么百分之百说谎?——我给钱复业的任务书里没有马家沟。马家沟她自己路过买碗瓷器,我第一次见到那位马姓负责人,我问老马,你说你给地震局震前报的,你什么时候报的?他说,“地震前我给河北地震局报的,我让他们转给你的。”我说,“你这个要说清楚,你不是直接给我报的。”上海人这点很精的。我说,“我要问河北地震局有没有收到。”他又退了一步说,“我叫唐山市地震局转的。”我说,“你河北地震局没报,中央也没报,你叫唐山市地震局转,人家转没转你知道不知道。”后来一查,他唐山市也没报,是报厂里,叫厂里报到唐山市的,唐山市承认厂里给他转了。唐山市都没有转。他直到现在都在编,因为这件事,他尝到甜头了,成为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变成人大常委。一年一年资格老是延下去,于是成了唐山地震的英雄,于是他把故事越编越圆。要树立反面者。那天在唐山市开会,我是指挥现场指挥者,他发言,拿出他妈妈血衣,说是报到国家地震局的,钱复业否定了,有人问谁是地震局,一下子把我打到桌子下了。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这么引起的。他是小厂搞的地电,钱复业偶然去了一下,看有没有漏电。钱复业说,“我不可能说这个话,我没有多长时间就走了。”越编越多,张庆洲在《唐山警世录》里甚至写得什么报了几点几分。他其实是不太懂预报的一个群测点上的一个老百姓,只是请教钱复业,讨论过程看有没有漏电。马就编成“发现异常,向地震局报了,汪成民派钱复业去落实异常。”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事情影响到几十万人死,影响一个人一生荣誉。利益太大。很多人不敢说实话。一说谎话,上升得非常快。这边一说可以给对方打入地狱。这种情况下事情不是变成科学问题了。

钱复业认为华北有大地震,我把她归为有震派,我当时是坚决认为有情况的,有人把我认为是有震派的主帅。六十九号文,74年发的,76年底到期了,是延长还是撤销,大部人认为华北问题不大,海城已发生,我们提到免疫性,很多领导提过,包括刘英勇,经常有人提除,了几个主震派。我当时的态度是六十九号文不能动。唐山地震发生后,我立即让助手小杨封我所有办公室。把资料保存,现在还失了不少资料,否则后来说不清楚了。文化大革命幸亏结束了,如果不结束,这么大事情肯定找个替罪羊!就这样,京津组被撤销,耿庆国被调离业务岗位,我也长期没有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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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混,特别是在体制内混,第一本事,就是不要被人爆菊,尤其是事情搞砸了,大家要找替罪羊的情况下,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有朋友写信咨询我说,现在有机会到省衙门做公务员,是否要舍弃现在的银饭碗?我的看法,是给所有项在体制内混的朋友一句话:除非你真有滚刀肉的泼皮劲头,外加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性格,或者你有一个好爹,否则最好不要进去,不然好的结果不过庸庸碌碌一生,坏的结果可能是身首分离……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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